北宋王朝对付外患的办法是以每年“赐”给敌人大量的银帛来换取暂时的苟安。苏轼认为这种“岁出金增数十万以资强虏”乃是“最下策”。 在《教战守策》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“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，岁以百万计，奉之者有限，而求之者无厌，此其势必至于战。战者必然之势也。不先于我则先于彼，不出于西则出于北，所不可知者，有迟速远近，而要以不能免也。”

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无异于养虎遗患，况且这种外患还很可能引起国内的危机。

解决方法是什么呢?这就是“教民战守”,具体的方法:

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，讲习兵法；庶人之在官者，教以行阵之节；役民之司盗者，授以击刺之术。每岁终则聚于郡府，如古都试之法，有胜负，有赏罚。而行之既久，则又以军法从事。

苏轼还提出不教民战守的内部问题:

今天下屯聚之兵，骄豪而多怨，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，何故？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，惟我而已。如使平民皆习于兵，彼知有所敌，则固以破其奸谋，而折其骄气。利害之际，岂不亦甚明欤.

苏轼也是教民战守的身体力行者, 看看他的<江城子·密州出猎>:

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

酒酣胸胆尚开张。鬓微霜，又何妨！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